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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7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QHQHQH(2012/5/11 16:12:10) 最新编辑:qqblue(2012/8/15 14:53:24)
李四光
拼音:Lǐ Sìguāng (Li Siguang)
同义词条:李仲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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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香炉湾人,蒙古族。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李四光的著名事迹也被翻拍为电影。
 

人物简介

 
李四光
            李四光
  中国“贫油”帽子是可以摘掉的,“地震不可知论”是不成立的--在新中国地质事业的群星中,最明亮的一颗就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

  李四光以科学家、地质学家等享誉全球,作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也是现代中国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李四光字仲揆,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创始会员之一。1913年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1年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34年赴英国讲学,在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办“中国地质学”讲座。1947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李四光自英国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地质部部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8年,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毕生致力于地球科学事业。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写下了数百万言140余篇(部)科学论著,为发展地球科学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的地质力学,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地质工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他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为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上世纪50年代初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值得进行,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四光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展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四光还有力推进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邢台发生地震后,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的关键时刻,他提出进行地应力测量和现今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预测和预报地震指明了方向;他还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在地壳活动带中寻找建设“安全岛”,以及各种灾害的预测与防治等。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逝世。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发展地球科学、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安危,被誉为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四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生平简介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春地质学院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因其在日本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1917年,李四光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18年,他回到国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这时,他已年届而立,虽然事业有成,但因一直在求学,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意中人。

  到北京后,他认识了温柔娴静而又高雅漂亮的才女许淑彬。许淑彬少有大志。由于家庭开明,她从小便走进学堂。父亲去世后,她由母亲和已经成家立业的哥哥供应上完了大学。虽然许淑彬比李四光年龄稍小些,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经过两年多的交往,四光和淑彬两人感情融洽,都感到对方志同道合,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但是,碍于男子汉的自尊和青年女子的矜持,两人都没有向对方提起个人的婚事。许淑彬在和李四光单独相处时,曾多次想借题发挥,试探李四光对她的态度,但鼓足的勇气一到临场就没了,演讲时的口才也“不翼而飞”了。李四光也曾下了几次决心,试图当面向她表明心迹,但一见到她,年轻的教授常常找不到话题,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面对如此僵局,李四光很苦恼。他写信给父亲——湖北黄冈乡间的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征求父亲的看法。父亲很快回信了,信中说:大丈夫要志在四方,以学业为重。过去从湖北到东洋(日本),又从东洋到西洋,为寻求科学救国的道路,你没有考虑个人的婚事,这是对的;今天已学业有成,应该找一个终身伴侣成家了。“既然你和某人相识两年多,相互又都了解,况且你已经是三十多的人了,如果她家人同意,就订婚吧!” 李四光看完回信,原先苦思冥想找不到的求婚方式突然间找到了。他想,何不把这封家信转寄给许淑彬,再征求她对此的看法?这样既可以曲折地表示自己内心的想法,又可以避免直言道出的难堪。 许淑彬看完李四光的家信后,觉得心跳加速,脸上发烧。她明白,尽管四光没有把她的名字告知父亲,但信中说的某人就是她。四光用这样一个巧妙的方式向她求婚了。 怎么答复李四光,许淑彬想到自己的家人:母亲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哥哥也如父亲般呵护她,虽然终身大事自己做得了主,但还是应该征得他们的同意。于是她写信给母亲和哥哥。她没有像李四光那样用“某人”来含混,而是写明了恋人的姓名、学识、职业和人品。 许淑彬的家人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她的选择,并很快回了信。这样,许淑彬拿着双方家人的回信,一言不发地交给了李四光,然后扭身走了。 李四光和许淑彬两人没有海誓山盟,却很快走进了结婚礼堂。他们相敬如宾,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

  1920年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58年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他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就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说明中国广布的陆相地层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反驳了西方所持的中国贫油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长的领导下,通过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谢家荣等地质学家的不断理论探索和实践,肯定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地质部的观点,并根据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中国人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和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个人荣誉

 
李四光
                 李四光
  1958年,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9年5月29日,经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评选,授予李四光“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同年12月6日,苏联地质界对他的崇高工作和在中国创建的地质科学经验,作出了公正的总结。苏联克鲁泡特金教授在《自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

  2009年10月,李四光入选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

  2009年10月4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即将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这是继明安图后第二次用蒙古族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小行星。
 

人物贡献

 
  1、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2、运用力学对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的研究,创建“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的概念。预测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存有石油,后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油田的发现证实其预测。

  3、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对中国北部?类化石及其地层意义的研究是中国最早进行的?类及石炭二叠系研究。其创立的“?”字,用来翻译Fusulinid(一种早已灭绝的有孔虫,属于原生动物),为现在的中国古生物学界所沿用。

  4、提出了华东第四纪冰川存在的理论。

  5、地震预报: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李四光为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李四光在晚年,为中国地热的开发和利用也做了很多工作,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中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四光与地质力学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中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中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中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预测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导我们”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总理说过:“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文中用了一连串的“要注意”,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2002年5月31日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毛泽东与李四光

 
李四光
        李四光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中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中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 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李四光名言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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